死缓，即死刑缓期执行，是我国刑法特有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这一制度在“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背景下，架起了死刑立即执行与生刑之间的桥梁，体现了刑罚的严厉性与人道主义的结合。
从法律性质上分析，死缓并非一个独立的刑种，而是死刑的一种特殊执行方式。其适用有严格的前提：罪犯的罪行必须达到应当判处死刑的标准；存在“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法定或酌定情形。司法实践中，诸如被害人存在过错、被告人积极赔偿并获得谅解、案件因民间矛盾引发、或有重大立功表现等，常被认定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考量因素。这赋予了司法裁判一定的裁量空间，以实现个案正义。
死缓的执行后果具有鲜明的层次性。根据罪犯在二年缓期考验期间的表现，将产生三种截然不同的法律结局：第一，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第二，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第三，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这一梯度设计，为罪犯提供了明确的悔改激励机制，也保留了死刑的终极威慑力，构成了死缓制度的核心运行机制。
死缓制度在实践中承载着多重价值功能。其一，它起到了限制死刑实际执行的“减压阀”作用，是逐步减少死刑适用、最终迈向废除死刑的重要过渡手段。其二，它贯彻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罚目的，给予罪犯一个求生的机会，促使其改造自新。其三，它有助于防止冤错案件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为可能的司法纠错保留了余地。其四，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被害方与被告方的尖锐对立，为刑事和解与社会关系修复创造条件。
死缓制度的适用也面临诸多挑战与争议。例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标准相对抽象，尽管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不断予以细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法官之间仍可能存在理解与把握的差异，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死缓减刑后的实际执行刑期，尤其是减为无期徒刑后，经过多次减刑可能实际执行的刑期，也常引发公众对刑罚严厉性是否足够的讨论。如何平衡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与“少杀慎杀”政策，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关键课题。
展望未来，死缓制度的完善应着眼于进一步明确和统一其适用标准，通过发布更多指导性案例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应健全死缓犯的考验期评估与减刑后的长期监督机制，确保刑罚的严肃性与改造的有效性。在法治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死缓制度作为中国刑事法治的特色组成部分，必将在严格限制与慎重适用死刑的进程中，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缓冲与调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