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罪作为贿赂犯罪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严重侵蚀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与社会管理秩序。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行贿罪的量刑标准构建了多层次、差异化的规范体系，旨在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精准打击犯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此为基础量刑幅度。若行为人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法定刑升格至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则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一阶梯式的刑罚结构，清晰体现了刑罚轻重与行为社会危害性及结果严重程度相挂钩的原则。
在具体司法裁量中，“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是关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提供了相对明确的指引。例如，行贿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不满一千万元，或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但具有特定恶劣情节（如向三人以上行贿、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等），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而行贿数额在一千万元以上，或在五百万元以上且具备前述恶劣情节等，则可能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这体现了数额与情节并重的评价思路。
除了既遂形态，法律也对行贿罪的从宽处罚和特别自首制度作出了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视情况从轻或减轻处罚。犯罪较轻且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因此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处罚。这一制度设计旨在分化瓦解贿赂犯罪同盟，降低司法追诉成本。
司法实践中，量刑还需综合考量多种因素。行贿的目的、对象、次数、持续时间、是否主动交付、事后态度以及所谋取利益的性质（如是否属于不正当利益）等，均会影响最终刑罚的确定。例如，为进行非法活动而行贿，相较于在商业活动中为获取竞争优势而行贿，其主观恶性和行为不法程度可能评价更高。向司法、行政执法人员行贿，其社会危害性通常大于向一般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值得注意的是，单位行贿罪与个人行贿罪在定罪量刑标准上存在区别，单位犯罪的起刑点通常更高，但同样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这体现了刑法对单位犯罪主体与自然人犯罪主体的区别对待。
行贿罪的量刑并非简单依据数额“对号入座”，而是一个融合了数额、情节、后果、行为人主观状态及事后表现的综合性司法判断过程。司法机关在适用量刑标准时，必须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要严厉打击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也要依法用好从宽处罚规定，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